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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相比之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此时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毛泽东的指示是给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公开发出的最直接的上山下乡动员令，它明确提出了上山下乡的对象与目的，并强调提出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都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把上山
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后又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的指示就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明确为即将毕业的初中、高中、大学生，而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成了青年学生的必经之路。 在如此这般再教育的标准下，一批时代的精英应运而生，金训华、张勇就是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应该还记得，文革期间的第一枚以知青为题材的邮票，就是一幅金训华在激流中搏斗的美术作品；也应该听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70年开始大滑坡，摧残知青的事件在各地屡屡发生。上山下乡运动几乎跌入谷底，可以说这是再教育的必然结果。下面是当年的一份情况反映。据《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内部参考》上的一则消息称：据对北京5个中学、10个班级共478名学生的调查，准备下乡的只有78名，占总数的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名，占1970；犹豫观望的311名，占了65%。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看了此份
在文革时期，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政令不通，一些造反派掌权的地方更是阳奉阴违，把中央的指示当成耳边风，我行我素。有的地方对知青的摧残迫害依然成风。知青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1972年底，福建省的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封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的窘迫与艰难的生活情况的信，算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壮起胆子告御状的人，这在全国引起轰动。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下林小学的一位老师，他的儿子李良模是六八届
在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1973年6月至8月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还是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即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次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等，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总理在传达毛泽东的复信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在听取了有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就指出，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为何走不通了？首先就是农民对知青不满意。我国人口本来就有80%在农村，文革中，农村人口每年以16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土地每年则以582万亩的速度递减。农民已经感到劳动力过剩了，再让他无条件地安置城镇青年，形成知识青年与农民抢饭吃的恶劣局面，
知青上山下乡就只是给农村带去帮助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云南边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如傣族、哈尼族等，他们同解放军的关系比较好，但是他们并不爱知青。确实，知青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满头乱发，就是剃光白沙（光头）又一副狰狞的模样，加上偷鸡摸狗，甚至强买东西，谁喜欢？另外，当时知青农场的开荒给西双版纳的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毁林开荒动辄是万亩大会战，几个山头一推而光；然后是烧岜（烧荒），火光冲天而
根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国务院知青办还于1978年7月20日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为即将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确立了基调。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之前之后，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有过三次深入的讨论。第一次：9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召集国 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等有
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了大实话，但也惹了不小的麻烦，几乎成了当时在全国猛刮的知青返城风的理论依据。看看它是如何评述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够吸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
四人帮被打倒后，越来越多的知青要求返城，率先请愿闹事的是云南的农场知青，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针对此问题接见了以丁惠民为首的知青代表们。之后事情又是怎样发展得呢？一次中央首长的接见，不可能马上平息知青返城的急切心情。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1979年1月下旬，当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在云南农场传达时，知青对文件在为插队知青返城开绿灯的同时将农场知青划人另册的倾向性政策极为不满，景洪农场知青首先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