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带领大家探讨知青就业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就只是给农村带去帮助吗？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云南边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如傣族、哈尼族等，他们同解放军的关系比较好，但是他们并不爱知青。

确实，知青也没有什么可爱的：不是满头乱发，就是剃光“白沙”（光头）又一副狰狞的模样，加上偷鸡摸狗，甚至强买东西，谁喜欢？

另外，当时知青农场的开荒给西双版纳的环境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毁林开荒动辄是“万亩大会战”，几个山头一推而光；然后是烧岜（烧荒），火光冲天而起，惊天地而泣鬼神，怎不天怨人怒！

70年代有两次特大寒潮，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经历过，气得破口大骂知青，说这些寒气都是你们带来的。

真正把知青问题纳入到城镇就业轨道上来的是邓小平。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主张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且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会议上，宣告了 “文革”正式结束，但由于历 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口号的影响，没能及时纠正“文革”中在知青问题上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虽然在1978年以前知青问题经过几次大的调査研究，但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来看，这个禁区依然如故，没敢突破。

1978年3月28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

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邓小平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知青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体现了政治家的伟大气魄。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引导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在这场讨论中，上山下乡这一禁忌话题第一次被理论界破除。

于光远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直截了当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

邢愤思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10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

理论界的这些犀利的抨击，在社会上激起层层波澜，特别在知青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11月份，一名已经返城的北京知青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迎接祖国美好的春天》，大字报主要就“文革”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济规律是一客观的规律。对于经济规律的遵守与否，是检验一个革命者是否承认实践第一的试金石。

人们还记得12年前震撼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吧？……这个上山下乡运动，说近了，是国家经济衰退，不得巳安排劳动力的权宜之计；说远了，是对历史进程，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倒行逆施。

了解一些历史发展的人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伴随着农民的大量破产而前进的。我们的教科书上把这一发展说成是对农民、对历史的犯罪。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来看，这只是产妇临产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资本主义这个婴儿正式在这一阵痛之后脱胎于母腹——封建社会。

当然，我们不会走让农民破产的老路。然而，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是经济规律的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提高工业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大量劳动力，是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必由之路。

违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因为我当过知识青年，谈这点认识。

11月23日，被“文革”禁锢了长达10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关于知青问题的大 讨论推向了高潮。它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一次把知青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世人面前。

显然，这次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正是基于邓小平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这一设想，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工作问题有了正确的方向。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对许世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致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 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知青安置去向，要主要着眼于城市。建议你们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但仍要下去一些人，下去要改进方法，少搞分散插队，多搞集体安置。

7月19日，华国锋也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提出：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7月4日至10日，国务院知青办召集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了城市如何广开门路、逐步做到多留少下的问题。三市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