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在那个年代，大凡中国人都有一颗易激动的心，只要领袖发出一声号令，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激动，接下来便是坚决执行。

按照团中央的思路，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也是解决当时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

但这场垦荒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仅仅是热闹了一时，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以及管理不善等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它的发展壮大。比如当时的两个全国著名的典型江西“共青社”和浙江大陈岛，每年的人均收入也就200元左右，甚至不足以维持个人的基本消费。

各地经过整顿，撤并了一批垦荒队。后来也大都将垦荒队陆续归并到就近的国有农场或农业合作社内。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垦荒队办得确实很好，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比如，昔日的江西“共青城”，今日已被誉为“鄱阳湖畔明珠”和享有“羽绒王国”的盛名，并因此蜚声海内外；昔日荒凉的大陈岛，今天已是高楼矗立，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被列为全国海岛经济开发建设4个示范岛之一，中国一欧洲共同体新能源实验和示范基地。

垦荒运动是停下来了，可国家的负重仍然要解决。1956年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草案）》中写道：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这里第一次提出了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到农村中去，是“下乡”。在新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首次使用了 “下乡上山” 一词并沿用了好多年。

但后来又为什么改为“上山下乡”的提法呢？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58年上海市的宣传报道中曾使用过“上山下乡” 一 词。

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在三次会议上强调提出上山的重要性，他认为：“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他的讲话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从此，就在全国范围内陆续使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了。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下乡上山”范围作了明确界定，其主体就是在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

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考虑到小学毕业生年龄小、独立生活能力差，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不再把小学毕业生列为下乡对象。当时，这是一条十分可行的解决就业的道路。

可惜的是，这一年的年初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对青年垦荒乃至整个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活动都是一种釜底抽薪。各部门各地区为了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竞相扩大基建规模，盲目招收新工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有76万是来自农村。由于就业矛盾的突然缓解，青年垦荒运动因此偃旗息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口号实际也因此而陷入尴尬境地。到这时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一个真正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事实上，从一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以“动员”二字为重点，青年学生们不可能是发自肺腑自愿放弃学业、放弃前途、放弃城市中的优越条件去到艰苦的农村和山区苦度年华的。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但国家又不能强迫青年，那就只能号召和动员了，一幅理想的充满虚幻的“广阔天地”的美景之图在诱惑着青年。而青年们尽管富于朝气、富于探索精神，但也希望国家能尊重他们的选择。无形之中， 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冲突。

在当时许多的青年人中，不但对国家提倡的“下乡上山” 运动有怀疑与抵触情绪，且还出现了一种逆反行为，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綴学之风，且愈演愈烈，到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分析：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

其原因，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记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綴学风。

据统计，1956年初，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有的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70以上。这应该算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这种做法的一次无声的抵制。

随着经济冒进而来的是反冒进。1956年，国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开始压缩基建规模，进行整顿劳动组织工作。1957年1月12日，国务院就通知各地，从本月起，停止企事业单位自行从社会上招收人员。2月15日，中共中央要求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国务院还决定中等专业学校、工人技术学校停止从社会上招收新生。

接着，劳动部发出对城市失业人员进行清查和安置工作的通知。实际上，一切大门都向青年关上了。于是，当时包括就业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对于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政府采取的是统筹兼顾的方针，适当安排。可问题是如何安排？安排他们做什么？成为政府的一大难题。

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问题上出现的紧张形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于1957年春，在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五省进行了视察。从2月18日起至4月14日，历时56天，行程8000余里，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讲话经整理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于4月8日刊出，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反响，后来还成为中小学毕业生的政治教材，也成了宣传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主要思想内容之一。以刘少奇南 下讲话精神写成的这篇社论，更明确提出：

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生不能升学，而城市就业条件有一定限度。

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刘少奇的讲话应该说是毛泽东“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指示的更具体的说明，为什么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而在那里又是大有作为的呢？恐怕只有刘少奇的讲话才是最实在最直白的了，就连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如此更具体更详细的解释。

而讲话中的那句“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则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的翻版，也正是这个“翻版”才最能打动青年的心，以至成为当时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喊得最响的口号。

这年的夏天，一些城市的下乡知青又开始增多起来。但这时仍是由组织出面安排城市青年下乡试点，处于摸索经验阶段。

6月18日，湖北武汉市组织首批81名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成为全国动手最早的城市。接着武汉市又组织第二批和第三批共3800余名青年分别于8月初和9月中旬下乡。长春、沈阳、天津、青岛、济南、包头、北京等城市，在一两个月内也相继组织了1000余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

到1958年上半年，全国下乡知识青年约1.5万多人，其去向主要是到城镇郊区，只有少数是到山区。

当时中央是这样考虑的：

首先，农村是特别需要劳动力的，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其次，城市中的青年学生大部分对下乡务农是持抵触情绪，要选择一些家境贫困且思想觉悟相对高的青年学生先下去；

第三，由于离城市很近的郊区与城市区别不大，可组织青年就近到郊区参加农业劳动；

第四，选择一些基础比较稳固的农业合作社，并同有关的农业社达成协议，把青年学生分散安置在社里的积极分子家里住。

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即可使下乡上山运动持续发展下去。但在当时，许多的具体矛盾应运而生：农村是否需要这些城市青年？城市青年下乡以后是否大有作为？尤其是下乡以后城市青年的生活怎样安排？经费由谁承担？

政府过多地照顾学生，农民不满；对学生卡得过严或根本不管，学生反感，等等。尽管当时的武汉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做得比较好，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全国各省也纷纷参照执行，但问题是农民与城市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总是存在的。

想想，农民是带着自己的土地、牲畜等财产，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又天生具有狭隘的农民意识，城市青年如果像玩空手道似的加入进来，不仅农民不答应，就连农业社也不会允许的，即使是知青交纳入社基金，但那是属于向社里贷的款，对农民和农业社来讲都属于额外的负担了。

如果让知识青年交纳入社基金，在下乡三五年之内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的工分偿还这笔钱，那知青又拿什么生活？这对知识青年来讲也是不公平的。知识青年下乡不仅是加入到农村这个天地当中去，更重要的是要生存，没有基本的生活费用还谈何大有作为？

比如当时的湖南衡阳市郊有叫北塘和五一这两个农业社，共有17个下乡的城市青年，据他们的收入统计，一般每人每月能挣到15元钱，最多的也有30多元，当地的宣传机构据此而下了个结论，说照当地伙食费标准每月9元计，城市知青只要安心劳动生产，一般都能维持生活并有节余。

事实上，伙食费只是生活费的一部分，他们还要偿还他们入社的交纳基金呀。所以说，“大有作为”这个带有理想色彩的口号实际上是与现实脱节的。

尽管“立志做祖国新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一时成为动员城市中中小学毕业生的响亮口号，但到后来，情况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大多数人都敲了退堂鼓，据1964年团中央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称，1957年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约有1/4后来巩固在农村。

也就是说只有不到4000人仍留在农村。一场被人认为是方兴未艾的群众性下乡务农运动，到这时仅仅是骤然掀起的一个小高潮，很快就重蹈了那场垦荒运动的覆辙，又偃旗息鼓了。

知识青年也成为我国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