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插队的背景介绍

“大跃进”是指1958到1960年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口号有“三年超英,五年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等。

当历史进入1958年的5月5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推动了 “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会议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会上，有 117人口头发言，140人提交书面发言，中共28个部委提出向中央的报告。

这些发言和报告，虽不乏脚踏实地的内容，但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和生产高指标。

以后三年，“全民大办钢铁”，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经济发展的常规被完全破坏外，工业建设毫无节制地高速发展。很快，这场唯意志论指导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倾盲动，就孕育出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土法上马，遍地开花，就需要很多人投身到这场火热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自然，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增大，当时，不仅刚毕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很容易找到了工作，1000万农民也进了城当上了工人。

仅这一年内，全国共增加职工2000万人，相当于前8年增加职工人数的1.26倍。年终，国家劳动部宣布：“彻底地完成了消灭失业现象这一历史任务。”

“大跃进”的高速度给生产力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

1960年，随着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城市发展严重滞缓，没有完工的工程项目被迫放弃，涌入城市的农民又不得不再返家乡，就业的压力再一次呈现在决策者和城市青年面前。

实际上，在1958年秋冬之际，党中央就开始意识到了 “大跃进”所带来的恶果，这年的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要纠正“左”倾错误，要收回某些已经下放的权利，加强中央调控能力。

1959年1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各省、市、自治区的年度劳动计划，必须报中央审批。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决定年内减少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800~1000万人，从而减少工资支出15~18亿元。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 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5月，中央工作会议又提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 2000万，1961年就减少1000万，其中职工970万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实属空前绝后。

周恩来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无感慨地说：这个决心要下，其目的是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之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件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他还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以至于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后来谈到这一决策时也感慨万千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在这种情况下，号召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一事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我国每年的同龄青年约1500万人，绝大部分家居农村，而城镇青年仅有300万人。可就是这300万人，能够继续升学或就业的只是极少数。

为此，中央决定，在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建设。

1962年11月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三条安排城镇青年出路的建议，一条是上山下乡；第二条是城市就业；第三条是组织自学。并且认为，从目前和长远来看，安排的主要途径是上山下乡，其具体形式有三种：

第一，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最主要的形式。

第二，安排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不少地方还采取发动知识青年投亲靠友，有的职工偕同家属一道投亲靠友，或者暂时把知识青年编成小组，集体生活，分散劳动。

第三，采取试办半农半读学校或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等形式，将知识青年组织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

习惯于农业劳动，适应农村生活后再到农村长期落户。

这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带有明显的紧迫感和临时性的特点，应该说还不能算是一场精心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3年开始的。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6个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这次会议预示着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来临。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1964—1979）。计划编成，经审定后，应纳入国家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

安置城市青年，原本主要是到国有农场去。据团中央1963 年11月对辽宁、吉林、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1省和北京、上海两市的统计，1961年以来动员下乡的青年有14.9万人，其中到国营农、林、牧、渔场的11.5万人。安置到国有农场的知青在身份上属国有企业农业工人，按月领工资，并享受劳保福利待遇。

所以，在实际运作中，农场能够接纳这些知青的容量是很有限的，且国家财政负担也很重，安置一个城市青年到国有农场去，国家需要财政支出在1000元左右。

到1963年5月底， 原计划去农林场33.2万人，只完成了15.4万人。这样看来，城市知青的主要安置去向究竟放在哪里为好，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最关注的问题。

1963年的6、7月份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 原定主要讨论国有农场的安置工作，后来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将会议的重点改变了，即调整安置工作方向，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

这次会议是围绕知青插队落户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周恩来在会上就指示，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 其次是插人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牧、林、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工作统管起来。

其实最早提出知青插队的是邓小平。1963年7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好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

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过：插队本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

当时的浙江嘉兴县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所以在这次会议后，安排下乡知青，开始转为以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为主。

插队的形式也很多，一是集体插队，即到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一般是三五个，顶多10多个，集体吃饭，集体住宿，分散到队里参加劳动；

二是青年单身插队落户，少数是住在干部或社员家里一起吃饭，有的单独居住，自己开伙；

三是投亲靠友；四是在那些有成片荒地的公社，以下乡青年为主，搭配些农民，成立自负盈亏的生产队。

实践证明，插队落户的容量很大，国家花钱少，收效快，被当时认为是一条安置城市青年下乡的“好路子”。

1964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青年下乡问题时说：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安置费不到200元，而到国有农场则每人要1000元，如果一年100万人插场的话，国家需要支出十几个亿，这怎么得了！

周恩来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并提醒做知青工作的同志说：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要从这里出发。

因此国家把将安置城市知青的目光转向农村人民公社作为一项长远规划在抓，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因某位领导的头脑一时发热而闪出的一个不着边际的念头。知识青年到农村人民公社这个广阔天地插队落户，就成为以后15年安置知青的主要形 式。

当时的有关部门非常乐观地估计了形势，说全国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在15年内，每年先后插入两个人，就可以安置1000多万人口。

为了真正落到实处地安排好知青下乡，中央和各地都先后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机构。

1964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和团省委还组织了由16人组成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巡回报告团到长沙、衡阳、益阳、湘潭、邵阳、常德、株洲等市巡回演讲，用优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感受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大凡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洋溢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让所有的知识青年，不管是城里的或农村的，都明白农村的确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4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论， 指出：本报发表的浙江省嘉兴县安家落户的2390名知识青年和到辽宁省金县梨树沟的27名城市知识青年的事迹，证明了下乡上山确实是城市知识青年的一条宽阔大道。

2月28日，该报又发表了题为《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社论。指出今后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将日益增多，如何认真做好团结、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工作，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使他们落脚生根、开花结果，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应当是各级党、团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9月8日《中国青年报》也刊载了一篇评论文章，鼓励城市青年积极投身到下乡运动中去。

这场知青下乡运动的再度掀起，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据统计，从1962年始到1966年8月“文革”爆发前，全国共有城市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动力196.9万人下乡上山，其中知识青年超过百万，达到129.28万人，占整个下乡人数的 65.6%。

正如《人民日报》所载《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一文中说：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渐形成一个革命浪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下乡运动，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而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1962年，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 辟危险”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 运动开始了。

顿时，全国上下都能感觉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政治气氛在紧张地朝每个人袭来。再加上当时苏联的“变修” 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了不使我们的党变修，我们的国家变色，很有必要在青年人中进行关于红色接班人标准的教育，这些都无疑使知青下乡运动开始笼罩在“左”的乌云之中。

1964年9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表达的观点，就反映了这一点：

参加农业劳动是......革命的知青所应走的一条重要道路……农村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中心，那里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通过到农村去接受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知识青年可以创造出促进自身思想革命化的极好条件……知识青年必须首先使自己成为普通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在农村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的生活可以使知青逐渐培养起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情， 端正对体力劳动的态度，并且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永远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一条重要措施。

实际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在此时也因此而完全被披上了一层政治理论的外衣，且因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而变得更加不可一世起来。下乡是革命的，它有着光荣的远大的前途，否则是不革命的，就没有前途，这就是这句口号的真正意义所在。

听听1965年《中国青年报》1月7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路金栋所说的一段话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农村，是你们的课堂，是你们的战场，是你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多么动听！多么鼓舞人心！有哪一位知识青年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又有哪一位知识青年能不高喊着那句口号“高高兴兴”地到农村去？

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是如此，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如此， 因为在加入到下乡队伍的青年中，为数更多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

虽然在青年中也曾大张旗鼓地宣传了 “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鼓荡下，阶级成分的因素无端被夸大了。

尽管知青本人都出生在新中国，可家庭成分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更改、也无法变更。但更多的此类知青，为了摆脱家庭的阴影，求得在人格上的平等，他们不得不使尽全身解数，企图通过下乡锻炼这条光明之路以达到脱胎换骨的人生的一次解放，最起码也可以从中求得精神上的一种暂时的解脱。

1965年，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了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小册子，叫《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宣传的对象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书中收录了几位此类青年，由于选择了下乡这条革命的道路，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这就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就是出身不好不要紧，重要的是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到1966年止，全国下乡上山的城镇知识青年当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有问题”家庭的子女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些原始材料记载，1963—1966年进疆的上海女知青中，50%以上的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有些地方，知青几乎是清一色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组成，1964年北京赴山西曲沃集体插队的44名青年，据说全部是所谓 “杀、关、管”的子女。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革命改造”的地方。当然，总的趋势来看，这一时期的知青下乡运动还是健康和平稳发展的。

周恩来对此曾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全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文化部能不能拍一部大型纪录片，题目就叫“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后来，著名导演谢铁骊承担了这个任务。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部片子才未果。

总之，120多万青年奔向农村，尽管带有某种被强制性，但大部分都是高高兴兴带着理想、充满希冀在广阔天地里挥洒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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