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1-11 00:38:25编辑:浮泊凉
民族独立的热情异常高涨,几乎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将其摧毁。南美洲人是最先起来反抗维也纳会议作出的反动决定的民族,希腊人、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以及其他许多弱小的欧洲民族紧随其后。整个19世纪都被各地的独立战争占满了。
“如果维也纳会议后各国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一系列措施,19世纪的欧洲历史可能就是另一副模样。”但这么说是毫无意义的。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人刚刚经历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活在恐惧和接连不断的战火中。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给欧洲带来“和平和稳定”,他们觉得这才是人民所需要和渴望的。他们就是我们称之为反动势力的人。他们始终坚信百姓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
于是他们对欧洲的版图进行了重新规划,好像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欧洲的长治久安。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初衷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老牌学校毕业的,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那种安宁快乐的生活,他们很想回到那一时期。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根深蒂固,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一种不幸,但并不是什么罪过。法国大革命不仅给欧洲上了一课,也给美国上了一课,教会他们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来没把任何人、任何事放在眼里,因此在对待百姓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时,他表现得非常残忍。但在大革命早期,一些将领向民众宣扬了一种新思想,那就是“民族无关政治界限,也不受圆颅骨或宽鼻梁的外貌限制。民族来自人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所以,当他们在教导法国儿童法兰西是如何伟大时,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很快,这些卢梭思想(他相信原始人拥有高尚的美德)的拥护者便开始挖掘历史,在封建系统的残骸下找到这些伟大民族的尸骨,他们猜测自己就是祖先弱小的后代。
19世纪上半期是考古大发现时期。各国历史学家都忙于出版中世纪纲领和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这么做的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无比自豪。这种感情的产生很多时候是因为扭曲了史实。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事件本身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人们是否相信它是真的。在大多数国家中,国王和他的臣民都坚信他们的祖先曾取得无比辉煌的成绩,且声名远播。
维也纳会议却没那么多愁善感。为了将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会上的几名重量级人物将欧洲版图进行了分割。此外,他们还把“民族感情”和其他危险的“法国革命思想”一起列在禁书上。
但历史不会趋炎附势。因为某种原因(可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没能吸引学者们的关注),在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中,“民族”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凡是那些试图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都会像梅特涅想要阻止人们思考一样,以失败告终。
奇怪的是,矛盾首先产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南美洲。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南美大陆的西班牙殖民地曾经历过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被拿破仑皇帝送进监狱时,他们仍然对他无比忠诚。1808年,拿破仑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的新国王,殖民地的人民拒绝承认王位的合法性。
事实上,南美大陆上唯一一块深受大革命影响的土地就是海地岛,即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所到达的地方。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突然宣布,海地的黑人同胞有着和白人统治者同样的权利。但很快,他们就宣布收回之前作出的承诺,这导致了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和拿破仑的妻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苦战。1801年,杜桑·卢维杜尔应邀前去拜访勒克莱尔,商讨和约的条款。
出发前,他得到法国人的郑重承诺,自己绝不会受到伤害。杜桑·卢维杜尔相信了白人的承诺,被带到船上,不久便死在法国的一座监狱里。不过,黑人们仍旧取得了独立,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他们为南美洲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凭借不懈努力,他把自己的祖国从西班牙统治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1783年,西蒙·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出生,随后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他曾去过巴黎,亲眼目睹了革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后来他又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接着便回到了祖国。当时,国内对宗主国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人们已经开始采取具体行动。1811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为革命领袖之一。但不到两个月,起义就被镇压了,玻利瓦尔也逃跑了。
在之后的5年里,玻利瓦尔领导大家进行了一场注定失败的革命。他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但如果没有海地总统的支持,他不可能获得最后一次远征的胜利。此后,南美大陆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显然,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西班牙是不可能把所有起义镇压下去的。于是,它请求神圣联盟出面帮助。
这一举措让英格兰十分担忧。英国舰队已经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贸易海运代理商。他们希望从南美独立的革命浪潮中狠捞一笔,还希望美国能够出面干涉,但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就连众议院中也有很多人表示美国不应该干涉西班牙内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