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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悼念活动，不管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我都会来参加。这段历史需要让更多人知道，需要我们去说。我不要传播仇恨，而是要做一个和平使者。”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年逾九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说。1927年出生的葛道荣，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已经10岁。本该快乐的童年记忆，却充满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画面。战争带来的伤痕烙印终生。 “1937年12月18日，我在汉口路金
夏淑琴，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夏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于难。2004年11月23日上午，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作者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日本展转社株式会社侵害名誉权。2009年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于2012年12月6日启程，到日本大阪、京都、福冈、冈山、神户、金泽
1946年3月，在宣告投降后的日本，一百多名制造战争的日本甲级战犯已经锒铛入狱，由中国法官梅汝璈参与担任法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已组建完成，引渡战犯谷寿夫来华受审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十多人规模的中国检查团抵达东京，誓要将这群制造灾难的恶魔，特别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们，血债血偿！但是，1946年3月1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体检察官会议上，当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宣读完起诉书
12月10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正式下达向南京发起总攻的命令自这一日起战火自东向西向南京燃起中日两军在南京城垣四周展开了激战南京城墙作为古代军事防御设施，最后一次发挥军事作用，就是在这场南京保卫战里。 12月9日光华门外光华门位于南京南线，是南京保卫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阵地之一。1937年，日军步兵第36联队趁中国守军第51师撤守河定桥，而刚奉命赶来的第87师立足未稳之际，以步兵2000余人，
正如福斯特写给妻子的信中所说，马吉和福斯特留在南京的一个原因，是与其他２０多名留守外籍人士合作，共同建立安全区，以便为难民提供一个避难场所。11月22日，由7位美国人、3位德国人、4位英国人和1位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全区委员会”）成立，约翰·拉贝任主席，马吉也是成员之一。委员会规划了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设立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26个难
费奇离开南京的时间是1938年1月，而马吉的拍摄持续到了1938年4月，这4份拷贝并不是马吉拍摄的完整影片。但是，无论如何，马吉胶片上的南京真相，终于开始在世界各地艰难地传播。英国女传教士莱斯特小姐勇敢地把影片带到了日本，她天真地以为，如果日本的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影片，可能会对停止暴行有所帮助。她的确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教领袖放映了影片，但她的行为很快遭到禁止，影片从此下落不明。提供给
1937年底，当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沦陷后的南京城内惨遭屠戮时，世界看到的却是一个“祥和”“平静”的南京。日军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广播、电话、信件往来全都被切断，南京变成了一座黑暗的信息孤岛。12月16日，南京的最后一位西方新闻记者、美联社的叶兹·麦丹尼尔在日方的强制要求下离开。12月23日，马吉在信中写道：“日本人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南京，因此我们现在与世隔绝。”12月31日，乔治·费奇在
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有一架16毫米的贝尔牌摄影机。通过这架摄影机镜头拍下的日军暴行影像资料，每天都在纪念馆里循环播放。这是留存至今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人约翰·马吉。整整80年前，亲历大屠杀的约翰·马吉，不仅像其他在宁外籍人士一样保护难民、用文字记录日军暴行，而且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留下了长达105分钟的影像。 马吉的影片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暴行。此外，还在其他屠杀现场如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
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皇叔”，是南京大屠杀真正的罪魁祸首。早在1926年12月裕仁登基前，朝香宫兄弟三人就成为裕仁组织的好战小集团的骨干分子。长兄东久迩宫常驻伦敦，二兄北白川与朝香宫常驻巴黎，定期向裕仁报告英、法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反应。后朝香宫与北白川驾车时发生车祸，北白川当场撞死，朝香宫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1936年2月26日，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因朝香宫吁请天皇裕仁赦免政变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