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01 00:00:13编辑:吴飞
保定军校校园骚乱
保定军校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骚动,严重的影响了教学质量。第一次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作为恢复帝制爪牙的模范团被解散后,插入军校第六期学习。
因该团积怨甚多,引起在校第五期学员的反对,造成双方武斗。开始以拳头、砖头、木棍对打,后又动了刀枪,以致造成伤亡。校方虽竭力威慑,却无济于事。后来,北京政府派陆军部上将荫昌来保定,压服双方,才平息了冲突。
第二次是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原军校校长)在松林店被俘,皖军十五师向直军投降。正值放暑假时,军校作为临时收容营房。因十五师已欠军饷数月,引起下级军官的不满,发生兵变,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军校只好停办。
保定军校强教致疯
军校实行的是一种野蛮的强迫教育,有的科长动辄对学生拳打脚踢,如工兵科长虞克竣成天拿着一根马鞭监督学生,甚至到处追打学生;骑兵科长某某在收操后,还强迫学生再训练一点钟或半点钟;校长或教育长不时集合全校学生在校内广场训话,学生立正不许动,起码站上几个钟头,有体弱耐不住而昏倒在地者。
在野外训练时,天气寒冷,也要集合全校学生,由校长到科长逐个讲评,耗时几个钟头,致学生头上的汗水结冰也不准散队或休息。这些强迫教育,都是他们向日本、德国学来的所谓精神教育。有的学生受不了这样的强迫教育,以致疯癫。如广西省学生韩明章等患了神经病。
保定军校倒赵风潮
在饮食方面,要求学生在收操后满头尘土不洗面就去吃饭。吃的米不仅粗糙,而且掺沙。有一次从湖南采购的军米不仅质量不好,还掺了不少沙子,激起了学生公愤竞去放火烧仓库,虽未成灾,亦可见当时学生对伙食的不满情绪了。
这当然是校内承办粮食采购的人员舞弊所致。行政管理人员打骂学生,负军事教育之责的教官、助教和连排长学识太差,庶务人员的贪污舞弊等,使学生中的不满情绪日益膨胀。在这一时期内,校长赵理泰对校务不闻不问,因此全校学生发动了一次倒赵大风潮。
当风潮发生之初,学校当局即调动了当时驻防保定的新军鲍贵卿旅,把学校四面包围起来,用机枪大炮指向学校相威胁,不许学生乱动。
学校当局把学生一个个地叫去审讯,压迫学生签字悔过。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不表示态度。审讯人员又把审讯的学生移地禁闭,在审讯处的附近放枪,表示把这个学生枪毙了,以恐吓其他学生。但学生态度倔强,仍不屈服,又推举代表刘文岛(湖北人)赴京向大总统、副总统请愿。
当时全校被军队包围,不能出去,乃由厕所潜出,跑到北京陈述校中风潮情形,请予援助。正在这时,陆军部、学校当局及驻守军校的旅长鲍贵卿见无法压服学生,乃报请陆军总长段祺瑞批准将全校学生解散。学生如出笼之鸟,纷纷乘火车北上,向各省驻京代表要求向袁世凯及黎元洪请愿,要求解决。
当时段祺瑞企图彻底解散学生,各回原籍。其后梁启超向袁条陈意见,以为解散学生无异放虎归山,如果受了国民党利用,到处捣乱,更不易收拾,不如设法调和,将学生收容回校,加以严格管理,使其驯服,方为上策。
袁世凯考虑再三,乃采纳了梁启超的意见,与段祺瑞商定答应了学生要求,更换校长及各级学识较差的教官与官长,并请各省驻京办事处的军事代表出面向学生调解,并发给川资10元,由政府派专车、军乐队欢迎学生回保定军校。学生取得了胜利,皆大欢喜。
保定军校校长自戕
赵理泰被赶走后,由袁世凯授意段祺瑞,派蒋方震(又名百里)接任保定军校校长职务。蒋乃日本及德国军事学校毕业,军学丰富,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军事人才。他来校后,乃大加整理,把学生认为不好的教官以及各连的干部,大加淘汰,改善校务及学生生活。校长亲自到各连督促检阅,见连排干部有训练指挥不好的,即当场责备。
蒋方震来校时,本与袁世凯约定两个月后,如他整理不好,就辞职不干;如果认为有办法,则继续办下去。经过两个月的整理,他向袁表示愿干下去,并向全校学生表示,他如果办不好这个学校,愿自戕以谢天下。
学生也很感动,愿好好学习。不料当时段祺瑞所掌的陆军部不满蒋之所为,大掣其肘,百方刁难,使得蒋方震无法办下去。蒋为实践前言,一天集中全体学生训话,勉励有加。讲话达几小时之久,他从容走进校长办公室自戕。枪响后,大家尚不为意,他仍走出当着学生站立,其后看到他血流满地倒下去。全校学生见此情形,人人痛哭。
他幸未气绝,乃由当时的张教育长用电话报告北京大总统,即日由袁派高等顾问带领医护人员乘专车来校救护,幸而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校医治了一个时期,学生轮流守卫。以后他逐渐痊愈,才离校到天津、北京各地就医休养去了。其后由陆军部另派了曲同丰来当校长。
保定军校复校风波
军校第八期学生为争取早日开学,组织了复校同学会,呼吁于权贵之间。工兵科学生张照光,身穿军校外出的军官服,在北京大街上拉着洋车揽客。报馆立即发表这一新闻,标题是“军官学生拉洋车”。北京各报遍登这条消息,并大肆渲染。还发表张照光对记者的谈话和张的自述,做为头版头条新闻刊登。
张自述大意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志在报国,因军校遭兵劫破坏,无处栖身,来到北京,生活无着,随身行装典当一空,仅留一身军衣不忍舍弃,为维持生计,只好拉车渡日,自食其力,于公于私,光明正大,暂忍困难,等待开学,倘军校不开学,我还是继续拉车。
这一行动也是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莫大讥讽。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才于民国十年十月(公元1921年)开学。第九期学员(即1917年预备军校最后招的一批学生)亦同时入校。此时已有部分教官离校,另谋生计,又遇校长易人,拖欠教职员数月的薪金,引起索薪风潮,弄得教员不安心任教。第八、第九两期学生勉强毕业。